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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远的戏剧性

福建省实验闽剧院 央视网 2014年10月14日 10:59 A-A+ 二维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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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新时期特殊的时代原因,戏曲创作总体上说文学性的要求大于舞台性,主题、人物的思想性诉求黯淡了戏剧性、戏曲性,创作的主体化、个体化消解了戏剧、戏曲的形式与技巧的意识。戏曲的发展,内在的由民间性向知识分子性倾斜。这自有时代的合理性和它继续发展的前景。但许多人又感叹新时期以来新创剧目汗牛充栋,能在舞台上留下来的实在不多。《贬官记》自1987年在福建省戏曲会演获奖后,就不断在农村演出赚钱,也不断地为戏剧界忆起;1992年获文化部“天下第一团”会演(南方片)优秀奖;1997年获文华奖、“五个一工程”奖;2003年为全国戏剧精品工程入选剧目。它在舞台上至少还会有不短的生命。它的成功,在于既重人,又重戏,重戏是它很重要的特点。

戏的故事、情节充满传奇性、戏剧性。戏展开两条线索,一是知府边一笑娶妓女被贬为县令,一上任就碰到一个通奸案。“花花官审花花案”,果然对美艳的奸妇生出许多赞叹和同情,弄出许多曲曲折折来。巡按崔云龙贬他的官,他借口破案拒接迎接巡按,招来巡按的微服暗查。他不知底里,居然硬把人家收为学生。这一条是人和人之间关系的线索。边一笑权势小,又在明里,处处劣势,崔云龙权势大,又在暗里,处处优势,但是崔云龙扮作崔成,又是学生,得任人操练,人物关系几经转折,构成独特的戏剧情势,自然生出许多戏来。其实任何一条线索都有足够的戏,但《贬官记》不满足,它既要一个传奇性故事性强的线索作情节框架,又要一个奇特的人物关系来生发机杼独出的丰富的戏剧性场面,以便戏避免刻画人物时出现缺乏情节性、戏剧性的静态尴尬。两条线索表里分明又能交叉撞击,于是戏中生戏,妙趣无穷。有好几场戏如“捉奸”、“代审”、“探狱”等,剧情的发展富于戏剧、戏曲的智慧和想象,着实让人难以猜料。

《贬官记》重视戏剧、戏曲技巧的应用。戏剧性、戏曲性除了来自故事、情节,来自特殊的人物关系等戏剧主体的部分,既来自“写什么”,也来自“怎么写”——来自戏剧、戏曲的技巧。技巧也是戏剧、戏曲的本体性成分。新时期尤其早期的新剧,受时代思想的影响,艺术家高扬主体化创作,个性化表达,强调“至法无法”,对于讲究情节性、传奇性,讲究戏剧性、戏曲技巧,是有些讳言甚至羞言的。这与新剧在舞台上难以流传是大有干系的。事实上不论小说、诗歌还是戏剧,作品以伟大的思想、深刻的个性留世的很多,以小说性、诗歌性成为精品的也很不少。《贬官记》是谙熟戏剧技巧的,在这方面给人留下尤为深刻的印象。它使用了许多重复、呼应、误会、发现尤其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对比等手法,情节高潮与情感高潮分离、递进等,小至王虚、李实科诨脚色的设置,“回心饭”、“悔过酒”的设名,都极大地增加它的戏剧性。比如“牙印”的三次使用对剧情的转折、推进作用。第一次在死者手上,是为死证,案情陷于僵局,第二次在边一笑手上,成了活证,案情豁然开朗,第三次却成了奸妇翻案时反咬一口的铁证,剧情急转直下;又如五场边一笑让崔云龙代为审案,自己在幕后掌控遥示,既互为增益互为衬托,前后呼应,使结构紧凑,又帮助人物和主题的深化,都可见技巧的力量。

满台都是戏是《贬官记》的特点,但重戏不等于不重人。这个戏重点还在于塑造边一笑和崔云龙,并以之建构主题。但它的塑造人物,本身也是戏、为了戏。因为人物的性格自身充满戏剧性。边一笑是一个摆脱了长期以来古装戏“芝麻官”模式的新形象。他将传统的放达与世俗的感性融为一体。他“好色”,“好为人师”。他敢娶美妓为妻,公堂上被原告的美色迷住了,未问案情,便先自同情、心疼起来,熟料原告即是奸妇;破案时只身翻墙捉奸,为的是美丽的犯妇或许另有隐情,以便相机回护,结果自己摔瘸了腿,还被咬伤了手,打破了头;让崔成扮他审案时,还交代要多威吓,不要把如花似玉的犯妇打得血肉模糊。他好为人师,硬让崔成当他的学生,不顾官场体制,让崔成扮他审案。他的性格使他的动作产生了丰富的戏剧性、喜剧性。他把自己琐碎化、日常化,消解官场的神圣和威严,完成了巴赫金所说的民间喜剧精神的“脱冕”过程,进入充分戏剧化、喜剧化的游戏状态。当然,他的缺陷、毛病又都能拷问出人性的清白和政治信念的执著。好色缘于对美的赏识和尊敬,好为人师又是寄托着对人才的爱惜,表达着对政治信念、政权未来发自骨子里的忠诚和执着。所以他到底还是贬官不贬志,官嬉政不荒。

崔云龙也是一个新鲜的青年官员形象。他缺乏历练,难免盛气,却是难得的干才。优良的政治素质使他能屈身和抑心,虚己澄疑。他自身性格的戏剧性较少,作为弥补,对他的刻划是通过他与边一笑之间关系的变化动态展开的,并且通过他与崔成之间身份的转换,来获得很多戏剧性、喜剧性。他的变化有的是明写的,有的是暗写的,喻示他下意识的情态。他本是非常严厉、正统的官员,尤其一穿官服一上公堂,便不怒自威。但当了边一笑的学生,居然受了濡染,生动、松弛起来,穿起官服,却学着边一笑走起不伦不类的官步。另一次是结尾时,他竟然重复五场的情景,让边一笑代他审案,重复着公堂上非体制化行事的乐趣。这也暗示了他对边一笑的潜意识认可。他由简单的理想化、理性化的轻决,经过世事人情的洗礼而稳重练达起来。这是民间的人情化人性化的召唤。

戏到第五场达到了高潮,崔云龙对边一笑的为人为政有了理性的认识。但是戏出人意料地又翻出一个戏曲化的情感高潮。边一笑对崔云龙的一腔怨气,终因对崔成的惜爱,进为对年轻人才的宽容,转而理解了崔云龙,崔云龙也因为边一笑夫妇对他(崔成)苦口婆心的教诲而感动。但感动他的主要不是他们对他(崔成)的关心与栽培,而是他们对人才、对事业接班人的真诚惜爱和殷殷期待。他看到了一个贬官沦肌浃髓的忠诚和执著。当然,还有边一笑当着他(崔成)的面痛骂崔云龙——这也是极有戏剧性喜剧性的一笔,鞭打了他的内心,触及了他的灵魂,使他产生了自责的意识。双方都从感情上、内心上接受对方、理解对方。这样,人与人之间如何互相理解,就成了这个戏的内在主题。这场戏以唱工的形式出现,通通透透地把情感情绪推向高潮,非常感人。这也是典型的戏曲化手法,用在这里,也是妙笔生花了。
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审美要求。戏曲要服从这种社会性,不断地展开自己的可能性和丰富性。但戏曲同时又必须有不断深化的自律性,在不断适应时代的同时又必须不断地回到自身,回到本体。新时期如果真的说大多数新剧留不下来,或者不够重视“戏”是一个重要的原因。善于做“戏”、善于把“戏”做足做透,让戏剧回归“戏”的本体,《贬官记》使我们重温了“言之不文,行之不远”的古训,重温了“戏”是戏在舞台上留传的先决性条件。(文/王评章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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